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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汇聚二
发布时间: 2016-12-20    来源: 字体大小:【

党政机关干部培养应大兴四风

民宗局 周志强

  机关是基层工作的“一线指挥部”,既要有上级机关的工作标准,又要承担本级机关指导基层的义务,其职能地位决定了机关干部必须具备更高的能力素质、工作标准、敬业精神、大局观念、道德修养。但从目前机关干部现状看,仍存在动力不足、标准不高、担当意识不强等问题,需进一步加强提高。笔者认为,应从“大兴四风”上下功夫。
  一、
大兴学习成才之风,强化能力本位意识
  习总书记指出:好学才能上进,我们的干部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这也告诉我们不管到哪,靠事业立身,靠能力吃饭才是永远不变的法则。一要立下恒心。人生就是一个新陈代谢过程,包括思想和肌体。知识的美好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吐故纳新的过程。一个人不管曾经多么优秀,停止了学习就停止了前进的脚步,反之只要坚持学习才永远有光明的未来。马克思写《资本论》花了40年,李时珍写《本草纲目》花了27年,司马迁写《史记》花了15年,数字告诉我们:硕果源自坚持,持之以恒才是成功的铁律。每名干部,不管职务高低,都应牢记学习“没有毕业、只有毕生”,以“燕子筑窝”、“蚂蚁啃骨”的恒劲和韧劲,横下一条心抓学习。二要戒除玩心。机关干部大多在三四十岁左右,正是增长才干的黄金期、事业的爬坡期。一起毕业的同学发展有好有坏,就是在平时注重修行中拉开距离的,以自己的前途为代价谁都玩不起。是在灯红酒绿中虚度光阴,还是在刻苦学习中破茧化蝶,每个有志向、有抱负的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所以说,要想有好的发展,就要抓住现在,沉下心思、收敛玩心,把花在逛街、旅游、聚会、玩游戏上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减少不必要的应酬、交往和休闲,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无限的提升自己。三要秉持虚心。古人讲: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期。在机关这个大熔炉里,无论身居何位、担任何职,都要始终秉持一颗谦虚好学之心。要上下互动,向上和领导学思维和决策,和上级机关学工作标准和方式方法,从中领悟、提炼和整合,变成自己的;向下和基层干部学,学工作技能、工作作风,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
  二、大兴求实创新之风,培养注重标准理念
  新而不实基础不牢,实而不新难有突破。从一个单位建设角度讲,只有将求实和创新统一结合,建设才能上层次。对于机关干部个人应抓好三方面,工作才会见成效。一是跟自己较劲。罗曼.罗兰曾说过:前途并不属于那些犹豫不决的人,而是属于那些一旦决定之后,就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还有一句话,人生应该超越,但不是超越所有人,而是超越自己的过去,不然,谁也超越不了。因此,工作的目标一旦确定,就要跟自己较劲努力超越自己,就要在工作学习中对自己狠一点,多给自己施压,逼出自身潜力,磨练毅力,切实将这些化成高标准完成工作的动力。二是跟工作较真。毛泽东曾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凡事一认真就具体,一较真就落实。工作较真体现的是坚持党性原则,讲真理不讲情面,讲原则不讲照顾;体现的是工作标准,不变通、不打折、不取巧,无论大事小事都要“死心眼”地干好;体现的是深入作风,办文办会办事要一丝不苟,要说实话、办实事、讲实情、求实效,防止粗疏错漏,下基层检查要认真细致,既不搞形式主义,也不做表面文章,防止“走马观花”。三是跟他人叫号。敢“叫号”体现出争先创优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敢于“扮猪吃老虎”的魄力和底气。做人可以默默无闻,工作不可寂寂无声。无论干工作也好,参加比武考核也好,都要有一股子不服输、争一流,敢跟别人较高低的“精气神”,只有参与竞争,敢于竞争,慢慢才有竞争力。
  三、大兴勤勉奉献之风,营造爱岗敬业导向
  何为勤勉奉献,因岗位不同、职务不同,标准和定义必然不同。但怎样才能做到勤勉奉献,一要正确对待吃苦受累。吃苦受累肯定不如侃大山、打扑克舒服自在,但大家要明白“不怕苦、苦一时,怕吃苦、苦一世”的道理,热衷于跑跑颠颠,坐不下来,沉不下去,时间长了,腿跑结实了,大脑却萎缩了,就被会被淘汰。最累的岗位通常也是最重要的岗位,把你放在这个位置,本身也是组织对你的认可,加班给领导办一件事、赶一个材料,也是一种资格,这也是为什么写材料出身的人各级都愿意要的原因。总之一句话,能吃苦是一种坚韧的品质,吃过苦是一笔宝贵的资本,只有能吃大苦才会有大发展。二要正确对待名利得失。这是大家都回避不了的现实,有些干部总是跟比进步快的、获荣誉多的比,认为自己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越比越感到吃亏,越比越心理不平衡。可以说,这些都是心胸狭窄、境界不高的表现。在职务晋升上,总有人快一些、有人慢一些;在荣誉等方面,总有人多一些,有人少一些。古人讲:良田千顷,日食三餐;大厦千间,夜卧八尺。把当官看透了,就是个责任;把权看透了,就是个义务;把钱看透了,就是那回事。对于名利得失我们既要看重,又要相信有耕耘才有收获,更要看淡,懂得快乐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始终以一种不干工作渎职、干不好工作失职的自觉意识,保持良好心态。三要正确对待组织分工。有句话说的好:没有不出彩的活,只有不出彩的人。但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认为,管钱管物管人的岗位是“核心”,其他岗位都是出力不讨好的“配属”,盯着位置干,拼命往里挤。岗位只有性质不同,没有轻重之分,每名被选配到岗位上的同志,都是组织综合考量、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有的人有靠关系进步的想法,但要清醒认识到关系只能管一时,管不了一世,即使你走到领导岗位,没有真本事也无法立身立足。

  四、大兴遵章守纪之风,树立自律立身形象
  一要行为有规范。古人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讲的就是自律。机关干部,作为规矩的制定者,更是规矩的执行者,必须自觉维护,率先垂范,不搞特殊化。二要守纪有“红线”。机关干部无论职务高低,或多或少都有点权,但个别用权不公、以权谋私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比如:工作生活中,有的不按政策法规做事,而是按吃上卡下看对门的“麻将”规则行事,运用手中权力吃拿卡要,谋取私利。要知道:伸一次手,就会失一份威信;破一次规,就会留一个污点;谋一次利,就会失一分号召力。不要犯糊涂,为一点蝇头小利就自毁前程,等到组织处理时再后悔。三要交往有分寸。古人讲: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在交往中,要增强交友甄别力,分清哪些人能交,哪些人不能交,哪些是损友,哪些是益友。要从工作事业出发择善而交,要扑下身子,多与基层群众交朋友,多交那些敢于当面批评、助你进步的“诤友”,拒交那些拖你下水、拉你犯错的“损友”,保持纯净的交往圈。

 

 

创新工作思路,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

民族处 丛培芳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人员流动日益频繁,少数民族人口到城市工作、学习、经商的情况越来越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少数民族同胞进入城市,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带动了民族地区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同时也存在“三个不适应”:进城的少数民族群众对城市的生活和管理方式、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某些生活和行为方式以及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机制等都不能很好适应。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已成为城市民族工作的新挑战。

  镇江现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约1.2万人,呈逐年增长态势。近年来,镇江市围绕“两个共同”主题,不断探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帮助他们快速适应城市生活,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积极引导他们热爱镇江、融入镇江、建设镇江。

  一、加强组织领导,构建管理网络体系

  成立民族工作领导小组,发挥其在民族政策落实、民族工作部署、民族矛盾解决、民族交往交流、合法权益保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搭建从市直部门到基层单位的民族工作网络体系,明确各级民族工作部门职责,不断充实民族工作力量,构筑完善的市、镇(街道)、村(社区)民族工作三级网络;发挥社区贴近基层、熟悉基层的优势,建立网格化管理模式,挑选人缘广、有责任心的少数民族居民担任居民网格长,走访收集舆情信息,及时掌握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状况,确保少数民族服务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建立民族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民宗局牵头与公安、安全、城管、信访等部门召开季度联席会议,定期交流情况,协调行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密切配合、全社会通力合作的民族工作格局,为少数民族人口服务管理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做好摸底登记,实现动态管理

依托基层民族工作单位,每年定期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信息登记,网格长、联络员、信息员等主动登门,深入流动的少数民族家庭,了解和掌握人口、就业、家庭收入、生活状况等,按照制度健全、网络完善、情况清楚、活动经常、台帐齐全五个基本要求逐一登记造册,及时更新数据,建立少数民族居民电子信息库,与公安部门联网,实现动态化和数字化管理。

  三、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

  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在全社会掀起宣传教育热潮,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从思想上接纳他们、欢迎他们,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一是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将每年9月份确定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围绕“两个共同”,积极组织各项主题活动;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的主阵地,利用橱窗、板报、显示屏等,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制作宣传图片展板,开设民族团结专栏,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力宣讲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法规、民族理论知识、民族历史风俗和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组织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增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镇江当地居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增强法治意识,自觉服从管理,为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奠定思想基础。

  二是突出对民族工作队伍的教育。为提高民族工作队伍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认识,从思想上重视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我市着重培养三支队伍,包括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少数民族代表人士队伍和基层民族工作志愿者队伍。主动与市委组织部、人社局联系协调,编写民族教育提纲,列入干部培训课程,充分利用党校资源,抓好对民族工作干部的培训,牢固树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社会稳定、群众福祉的理念,提高民族工作者的政策水平和依法管理水平。推荐优秀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参加集训,充分发挥其联系党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正确引导少数民族群众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建设繁荣镇江。今年,我市沙振江等3位少数民族骨干参加国家统战部举办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培训,为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积极贡献力量吸纳热心民族事业、投身社区服务的志愿者成为骨干力量,通过开班培训班、以会代训、活动实践等方式学理论、学法规。志愿者李春才退休后投身社区的民族宣传教育和流动人口服务工作中,被群众誉为“小巷总理的好帮手”。通过宣传教育,民族工作队伍强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定维护民族团结、真情投入民族事业、真诚热爱各族群众。

  四、拓展服务渠道,切实解决困难

  我市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积极拓展服务渠道,切实解决实际困难,努力营造民族团结的和谐氛围。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集中的社区建立少数民族法律援助中心、开通民族热线电话,主动为来镇经商的少数民族外来同胞提供政策咨询和创业信息,提供子女就学、法律援助、房屋租住等方面的便捷服务;对季节性经营期间来镇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为他们安好一个临时的“家”,帮他们解决房源、水电、临时摊位设立及土特产品加工点等困难;充分尊重各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满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清真饮食、殡葬服务、过宗教生活、举办节日庆典等方面的特殊需求;将来镇的少数民族困难群众及时纳入救助和帮扶体系,安排专项扶贫资金,主动上门慰问外来少数民族困难家庭,保障其基本生活,如救助来镇打工身患肝腹水的青海籍马乙布拉海买等,增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帮助他们快速适应新的环境,引导他们主动融入镇江生活。

  五、建立应急机制,及时化解矛盾

  镇江加强政府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沟通联系,认真落实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关于正确处理民族矛盾纠纷的要求,建立矛盾纠纷协调办公室,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处理机制,依法妥善处置民族矛盾纠纷,加强不稳定因素排查调处,力争把问题处理在基层、处理在萌芽状态。一是民宗局制定下发了《镇江市涉及民族宗教群体事件应急预案》,进一步完善了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机制,将此项工作列入局党组重要会议日程和年度工作计划,明确责任人,落实相关职责。二是认真办理信访、提案答复,妥善处置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矛盾纠纷。三是每逢重大节日实行24小时值班、领导跟班、每日汇报制度,采取随机抽查等方式,确保节日期间的安全稳定。四是通过定期或不定期抽查宾馆、饭店等服务行业,及时消除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隐患,有效预防伤害民族感情、损害民族团结的情况发生。

 

关于宗教文化旅游的调研报告

宗教处 潘煜龙 

  为借鉴先进经验,更好的促进镇江的文化旅游发展,推动我市宗教文化重大项目规范建设,近期,我局会同市旅游、城投等相关部门专程前往大理、成都等地实地考察宗教文化项目,调研过程中,现场查看了宗教场所建筑形制、体验了宗教旅游文化特色,通过座谈交流与现场咨询,了解学习了当地宗教旅游相关规划、开发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

  一、基本情况

  (一)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崇圣寺三塔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区包括三塔旅游观光区、历史文化体验区和寺院宗教文化区,总面积1000多亩,其中崇圣寺288亩、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

该旅游区由大理旅游集团投资建设和管理运营(云南省旅游投资公司曾参与合资重组),成立了大理崇圣寺管理委员会,由大理旅游集团和寺管会派员共同参加,以大理旅游集团为主,实行公司化运作。目前,根据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意见,正在调整优化景区与寺院权属管理关系。

  (二)石象寺、石象湖景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该景区因湖区内的三国古刹石象寺而得名,拥有独特的山水生态自然资源,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总面积1.8万亩。该景区由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打造集花卉公园、商业小镇、森林游览、水上运动、生态有氧、观光农业以及度假酒店、别墅房产等配套为内容的旅游度假综合项目,现已初具规模。

石象寺位于景区内,由寺院自行筹资管理运营,保利地产提供支持便利。目前,该寺筹资建设的亚洲最大单体佛殿已基本落成,总占地面积100余亩,建筑面积52000平米,将供奉100多尊主体佛像,500尊罗汉,10000尊小佛,打造“佛像最全之地”。

  (三)大慈寺、太古里商业街区。大慈寺位于成都市区核心区,紧邻太古里商业街区,占地面积70亩,文革期间是成都警备司令部驻地,1983年改建为成都市博物馆,2004年恢复对外开放。大慈寺由寺院自行管理运营,免费开放,内设佛教文化用品、特产工艺品销售,提供有偿佛事服务。

太古里商业街区位于大慈寺南侧,是由太古地产和远洋地产投资建设的开放式、低密度的街区形态购物中心,建筑形制与大慈寺相协调,打造仿唐庭院式建筑群、新中式风格时尚街区,引入高端品牌和商家,与大慈寺互促人气、互动发展,实现文化积淀与现代商业有机融合。

  二、主要启示

  从投资主体、运营管理角度看,上述宗教旅游项目分别代表了三类模式:一是以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为代表的“地方国企(大理旅游集团)+宗教”模式。地方国企负责景区及宗教场所的投资建设,建成的宗教场所交由宗教界管理,宗教界不参与景区管理运行和门票收入分成。二是以石象寺、石象湖景区为代表的“央企(保利集团)+宗教”模式。央企负责景区及周边环境配套建设,宗教界负责宗教场所的投资建设管理,宗教界不参与景区运行管理和门票收入分成,央企以适当方式(提供土地)对宗教场所予以支持,包括为石象寺专门修建了信众通道,信众可以不购门票由专用通道直达宗教场所。三是以大慈寺与太古里商业街区融合的“宗教+商业街区”松散互利型模式。大慈寺自筹1亿多元资金改造寺观,建设了4000平方米地下空间,修旧如旧地维修了文保寺观。该模式下,宗教与商业各自独立运行,不售门票,两者皆以自身产品、服务吸引游客,两者共享游客资源、实现相互促进。具体做法是:

  (一)注重项目规划。从考察情况看,宗教旅游项目的成功实施得益于前期的科学规划,各地在项目启动前期都统一编制了宗教场所和景区建设规划。如大理市文化局、大理旅游集团在启动三塔公园改扩建工程之始,就充分考虑了崇圣寺恢复重建的因素;石象湖景区则将石象寺纳入景区总体规划。此外,各地十分重视宗教场所内部建筑功能规划,如基本建成的石象寺大雄宝殿规模宏大,为东南亚第一大单体佛教文化建筑,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佛教文化展示、禅修体验等功能使用。

  (二)注重文化建设。各地宗教旅游项目坚持以宗教文化来打造旅游品牌,特别重视宗教文化的传承保护弘扬。崇圣寺连续三年举办崇圣佛教论坛,邀请国家宗教局、中国佛协领导及世界各地高僧出席盛会,当地佛教协会还定期编辑出版《大理佛教》,巩固扩大崇圣寺的佛教文化地位和影响力。石象寺专程至台湾迎取佛祖舍利供奉。各家寺院均定期举办各种法会和佛教文化、艺术、音乐交流活动,提升影响力,将宗教文化逐打造成为项目的核心品牌。

  (三)注重运营创新。石象寺有一批具有现代思维的常住法师,他们善于用现代技术手段诠释佛教思想,“互联网+宗教”运用得心应手,他们开办了佛学公众号和佛教交流网站,自编自导自演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佛教文化话剧、戏曲,定期组织书画摄影等文化交流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大慈寺摒弃简单传统低端的高香、结缘产品收入来源模式,依托高超的文化创意,将传统蜀绣技艺和产品展示销售、文玩等与宗教文化有机结合,成功打造了一批品位高、附加价值大的宗教文化艺术精品,既扩大了影响力,又极具经济效益。

  (四)注重规范管理。宗教旅游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景区与宗教的良性互动,在项目设计之初要明确界定宗教场所的建设主体、产权归属和收益分配,以及建成后的运营管理模式,理清合作双方的责、权、利。石象寺、大慈寺在这方面做得较好,寺院负责宗教文化产品开发与服务,地方政府、合作企业负责周边配套保障,寺院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寺院与地方政府、与合作企业优势互补、各扬所长、合作共赢。

  (五)注重宗教首领作用。寺院能否运作成功,对宗教首领要求很高,需要具备宽广视野、现代化思维和相当的影响力,如崇圣寺的崇化法师、石象寺的照杰法师、大慈寺的大恩法师,都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现代化的实践者,其个人影响力对项目的成功实施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如石象寺的照杰法师,依靠个人魅力自行募集大量资金,在多地兴建了一批体量大、影响远的寺院,仅石象寺就投资超过1亿元,在教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大慈寺改造不仅1亿多元资金全部由太恩法师和觉能监院筹集,而且还掌握了一批宗教旅游商品开发的企业和人才团队。

  从运营情况看,三家都取得了较好效果,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2015年接待游客超过250万,营业收入1.5亿元;石象寺成功打造促进了保利地产商品房的升值,石象湖景区的游客也促进了石象寺的兴旺。大慈寺与太古里商业街区也实现了良性互动。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的问题,崇圣寺由企业投资运营,但与国家十部委文件要求不符,存在着公司与寺院产权如何理清问题;石象寺所处石象湖景区有央企的保驾护航,寺院主持个人能力很强,规划建设都是自主决定,存在未批先建、突破规格问题;大慈寺地处城区中心,紧靠繁华商业街区,寺院队伍运营意识和水平较高,具有先天优势。

  三、思考建议

  鉴于我市拟推进的东山文化园项目是以佛教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旅游项目,结合本次考察学习,建议在政策框架范围内,因地制宜,创新实践,探索实践适合我市的运作途径。

  (一)坚持规划引领。要聘请专家编制系统规划,组织高层论证,从宏观层面,确定文化园的总体定位、开发模式、建设内容和建设时序,要将宗教场所纳入文化园建设总体方案,融合镇江最具特色的戒、定、慧佛教文化,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做到建筑形制、功能使用相协调。要研究提出有渊源、叫得响的名字,先声夺人,如可否借助甘露寺的名气,在文化园内异地恢复重建甘露寺,同步打造佛祖舍利塔、佛学院东山分院等项目,形成具有镇江特色的佛主题文化园。

  (二)明晰运作主体。总的原则是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理想路径是能够引进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企业(如央企、知名国际企业等)投资建设,其次则应由市级平台公司投资建设,实现规范统一,保证项目的品位与质量。寺观要发挥优势,做好资金筹集、法物法器的创制销售和品质把关等工作。其中,宗教场所建议由宗教界委托投资主体代建,建成后可采取租赁形式交由宗教界管理使用,重点要明确产权关系,寺观不参与门票分成,在此基础上明确事权关系。

  (三)加强经营运作。文化园内的宗教场所要积极举办各类佛事活动,集聚人气、扩大影响,如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水陆法会品牌,建设全国一流的禅修体验中心,佛祖舍利塔定期举办大型朝奉大典活动,佛学院打造寺院管理精英人才培养教程,成立佛教文化研究中心,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佛教文化研修交流平台。文化园要紧紧围绕禅修文化主题和地方特色,打造特色产品,积极研发、创制销售具有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

  (四)严格规范管理。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国家部委文件要求,在投资建设、运营使用等各个环节,科学界定宗教界、园区管理团队的责、权、利,寺观应仅负责法事、法物流通等宗教事务、接收信众捐赠,不得介入园区经营和管理;寺观商业经营、环境卫生等事务可外包给第三方专业团队负责。园区要加强入口管理,凭票或凭证入园,既要保障信众礼佛绿色通道,也要杜绝鱼龙混杂、严肃游园秩序,实现宗教旅游的融合规范发展。

镇江—一座与佛有缘的城市

金山寺苏东坡玉带传说

办公室  戴梦雅

  “数重楼枕层层石,四壁窗开面面风。忽见鸟飞平地起,始惊身在半空中。”这是北宋着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在游金山寺后所写的赞美诗。金山寺,始建于东晋,原名泽心寺,唐代因开山得金,从此即通称金山寺。宋真宗天禧年间,因梦游金山寺,赐名龙游寺,清康熙南巡时赐名江天禅寺。金山寺庙宇依山势而造,使山和寺混为一体,独具风格。寺内慈寿塔、江天一览亭矗立山巅;留玉阁、大小观音阁围绕山顶;七峰亭、妙高台、楞伽台等建筑联缀山腰。天王殿、大雄宝殿旧址、藏经楼、念佛堂、留宿处、方丈室、紫竹林等庞大建筑傍依山根,通过曲廊、回檐、石级有机串连,形成楼上有楼、楼外有阁、阁中有亭的精巧建筑,各组既自成体系,又互相通连,精巧壮丽,颇具特色。或许读者尚不知晓,在这座江南名寺内,还珍藏有一件近千年的珍品,这就是北宋着名文豪苏轼用于袍服装饰的嵌玉板带。

  据镇江文物志等材料介绍,苏东坡玉带存在金山寺已有900多年,视为国宝。玉带环宽约2寸、长约2尺,带上缀着24块米色白玉,有长方形、圆形、心形,朴实无华。清初被火焚毁四块,乾隆皇帝途径金山寺时,命玉工补齐,上面刻有乾隆五言诗一首,跋言23字,为“玉带曾遭回禄,缺数版,为补足制匣,仍置镇山门以成佳话”。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字子瞻,他才华横溢,诗词出众,在散文、书法等方面也都有很高的成就。苏东坡潜心于佛学,笃信佛法,受禅宗南派影响颇大,诗酒风流,纵情风流,纵情自适,每到一地,必游历佛寺,交结名僧。

那么,苏轼的这条玉带为什么会留在金山寺呢?继而与金山图、周鼎、铜鼓一起被称为“金山四宝”之一呢?民间传说和史书记载说法不一,多有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其一,苏东坡死后,他的家人将袍服玉带送到金山寺,赠给苏轼生前的好友、大和尚佛印作为纪念。苏东坡在一首诗中写道:“金山寺观何眈眈,撞钟伐鼓闻淮南”。这里,苏轼以真实、细致的笔触写出了金山寺相当可观的建筑规模,也说明苏轼必定在金山寺久住,对寺留有感情。家人将其遗物赠给生前好友是可信的。

  其二,根据《丹徒县志》的记载:一次,苏轼路过镇江,到金山寺访问大和尚佛印,这时,佛印正在佛堂做佛事,照例此时是不接待来客的。可苏轼生是豁达的性格,又是熟人熟地,即推门便入,佛印只得板起面孔说道:“先生何来?此间无坐处!”苏轼笑道:“暂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这是一句很机智的玩笑话,意思是说,我不是来这里串门随便坐坐的,而是要借你佛门的“四大”观念使精神有所安顺。佛印一听此话,转怒为喜,遂与苏轼约定:你若能随口答出我的问话则罢,若稍有迟疑,便请把你身上的玉带留在寺内,做为镇山之宝。苏欣然答应,就将玉带解下。佛印即以僧人术语向苏轼提一问题,但反应灵敏、机智过人的苏轼却略有思考,佛印见状即命人将玉带收走了,苏轼只得笑而答道:“病骨难堪玉带围,钝银仍落箭锋机。”这首诗一方面解嘲他说自己不配用这条玉带,一方面又称赞佛印思想机敏,巧取玉带。这段故事流转至今,成了一段千古佳话。

  其三,苏东坡因文案得罪了朝廷,被贬往琼州(即今海南岛),因路途乏资,不得己才卖掉了这条玉带。后来,玉带辗转到了金山寺。据史书记载:苏轼于1097年,即62岁高龄时,贬官在惠州。214日,白鹤观新居建成,长子苏迈授韶州仁化令,来惠州探望苏轼。4月复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时苏辙贬化州别驾,雷州安置,5月,弟兄两人相遇于藤州,同行至雷州。6月渡海,72日到达贬所。苏轼以高龄之身千里迢迢赴贬所,途中的艰难困苦是不难想像的。特别是到了春夏之交,物品没有不发霉的;而人非金石,其何以堪?一路上缺医少药,他只好托人从外地给他寄一些药来,一则供自己治病,二则也可救济他人。可贵的是,他在感叹个人艰难时,并没有忘记民间疾苦。他在《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三儿子》一诗中写道:“朔野方赤地,河庖但黄尘。秋霖暗豆漆,夏旱臞麦人。”在灾情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有豌豆大麦粥吃就不错了,就算山珍海味了。他安慰儿子说:“逆旅唱晨粥,行庖得时珍。”苏轼在途中还曾上书宋哲宗,要求从水路赴贬所。他说他自闻命以来,忧悸成疾,两目昏花,仅辨道路,左手麻木,右手无力,六十之年,发白齿落。加之他平时不会安排生活,所得俸禄,随手用尽。他说他本想走陆路,日夜奔驰,快点到贬所。但由于疾病沉重,经济也困难,自己又无钱雇人买马。他说:“臣若强衰病之余生,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荒四千余里,则僵仆中途,死于逆旅之下,理在不疑。”他希望哲宗“念八年经筵之旧臣”,允许他舟行赴贬所。(《东坡续集》卷九)因此,从分析当时苏轼的处境来看,他是极有可能卖掉袍服玉带的。后来,金山寺和尚就以重金买下了这条玉带。苏轼留在金山寺的玉带,曾经损缺了一片玉版,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帝乾隆三游江南时,命人补足,据说当时这位皇帝在金山寺看见这条玉带极为赞赏,很想带回皇宫,但最后还是觉得不妥,就没有取走。

  众说纷纭,暂无定论。如果以后有机会来镇江金山寺一游,切莫错过机会去一睹袍服玉带的风采。或许还能解开这个千古之谜呢。

 

金山“江天一览”的传说

办公室 万纤 

  在风景秀丽的金山顶上有一亭,名“江天一览”亭,亭内有一石碑刻有“江天一览”四字,乃是清朝康熙皇帝御笔。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四十六年(1707),清康熙皇帝6次南巡,每次都到金山寺巡视并驻跸,使金山寺成为全国著名的禅宗“圣地”丛林。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廿四日,康熙帝首巡金山寺,摄事僧超净率僧众恭迎。康熙帝为金山寺赐“江天一览”匾额。同治十年(1871),“江天一览”亭复建时,两江总督曾国藩将康熙所写的“江天一览”四字刻在石碑上,放置亭内。

  传说当时康熙所写的“江天一览”,其中的“览”字写法与众不同,可分为“臣、今、见”三字组成,在繁体‘览’字中还应包括‘四’字,是否皇帝也写错了字?原来这里还流传着一段故事。

  相传当年康熙皇帝南巡来到镇江,在金山寺游玩,他兴致勃勃地“登临其上,纵目千里,抚长江之安流,见水天之相连。”一时兴起,口念:“江天一看”。遂令随从笔墨伺候,然而这下可急坏了跟随他的镇江籍宰相张玉书,“看”字是多么俗气,可是皇帝是金口玉言,不能随意改动,又不可明指,如之奈何?这时他急中生智,忙在一旁道:“臣今四见”。意思说,老臣今天是第四次来这里看此景了,实际上乃是一语双关,这四个字即组成一个“览”字,暗示给皇上,康熙一听心领神会,在书写时即写成“江天一览”四字,但他对“览”字也作出改动,故意将“四”字略去,表示我不是因为得到你的启发后而改动的,以示自己才思敏捷。

  另一种说法是,当康熙写到“江天一”时提笔忘字,此时有一大臣跪道:“臣今见驾”,康熙一听,恍然大悟,随笔写出“览”字,因为“览”字的繁体包含“臣、今、四、见”四个字。由于不是一气呵成,“江天一”三个字要比“览”字大一些。

  还有一种说法,据清代乾嘉年间世袭礼亲王昭梿的《啸亭杂录》记载:康熙皇帝南巡登上金山寺,欲题词,却又不知写什么好,陪同的大臣高士奇悄悄在手掌中写下“江天一览”四个字,上前给康熙皇帝磨墨,让康熙皇帝看见手掌中的字,康熙皇帝大悦,按其题词。

以上是说康熙的,还有人传说这四个字是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皇帝写的。故事有点像,不过主人公一个是爷爷,一个是孙子。

  据近代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作者)的《南亭笔记》记载:乾隆皇帝南巡临幸金山寺,欲题词,也不知道写什么好,这时纪昀在侧,乾隆皇帝假装写了个草稿,问纪昀:“你瞧瞧行不行。”纪昀说:“好一个江天一览。”乾隆皇帝大悦,马上写下这四个字。

  还有更离奇的传说。据近代孙玉声的《退醒庐笔记》记载:乾隆皇帝南巡临幸金山寺,欲题词,大臣拟“江天一览”四字,乾隆皇帝眼神不好,误看成“江天一觉”,立即挥毫书写,大臣面面相觑,但谁也不敢说话。这时,陪同乾隆皇帝游览的金山寺住持说:“红尘中人苦于罔觉,果能览此江天,心头一觉,即佛氏所谓悟一之旨也。大佳!大佳!”于是命工匠镌刻。并且书中还说“今此四字犹存”。

  还是李伯元,他的《南亭四话》记载:乾隆皇帝想写“江天一色”,错把“色”写成“包”,旁边的大臣沈归愚在手掌中写下一个“色”字,跪道:“皇上这张字赏给臣罢。”并以掌暗示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大悟,把写错的字赐给沈归愚,又重新写了一张正确的。

 

附:参考文献

“江天一览”题辞的代拟者及其他

  镇江金山山顶有江天一览亭,亭内有江天一览碑。“江天一览”4个字是清代康熙皇帝玄烨南巡游金山时所题。由于他写了这4个字,后来金山龙游寺也就改名江天寺。由此可见这一题辞不同寻常。不过从玄烨的《金山江天寺碑》和《南巡笔记》来看,他只是这4个字的“书”或“题”写者,至于题辞的代拟者,镇江有关记述,未见有具体说法,至多是说金山明代就有江天一览亭,玄烨只是重新书额而已。那么题辞的代拟者又是谁呢?

  近读《啸亭杂录》,发现该书卷八“高江村”条对这个问题有明确说法:“高江村士奇,华亭人。家甚贫窭,鬻字为活。纳兰太傅明珠爱其才,荐入内庭。仁皇(引者按:指玄烨)喜其才便捷,凡遇巡狩、出猎,皆命江村同……上登金山,欲题额,濡毫久之。江村乃拟‘江天一览’四字于掌中,趋前磨墨,微露其迹。上如其所拟书之。”

  《啸亭杂录》撰成并刊行于光绪六年(1880)。该书记载清初至嘉庆时期的政事及社会情况,有一定史料价值。著者昭梿是清宗室子弟,曾封礼亲王。上文所录涉及其先祖玄烨的事迹,当不会妄言。玄烨题写“江天一览”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初次南巡时(详后)。从高士奇的情况看,据《清史稿·圣祖本纪》记载,当时,他正是玄烨的“侍臣”。高士奇是康熙二十八年玄烨第二次南巡北归以后才被“休致回籍”的。从他的《扈从登金山》诗说“昔岁奉宸游,于焉停桂枻”看,玄烨第一次和第二次南巡游金山时,他都曾“扈从”至金山。高士奇既“扈从”玄烨游金山,当会事先了解金山的历史,知道(或听僧人介绍过)金山曾有江天一览亭。在这种情况下,当“日理万机”且事先不可能有所准备的玄烨一时想不出恰当题辞时,高士奇在旁边代拟,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这样一来,也就能够合理解释玄烨题辞与明代江天一览亭名称完全“巧合”的原因。所以,高士奇代拟的说法并不只是传说。当然,他之所以想到“江天一览”,显然是由于明代金山有“江天一览亭”的启发。但即使如此,这一题辞毕竟是得到玄烨认可并亲笔题写的,所以并不影响它的文化价值。

  在查阅“江天一览”题辞的有关记载时,也看到一些虚假的或真假混杂的说法。如不纠正,将以讹传讹,贻误世人,影响不好。例如:

  1.玄烨题写“江天一览”,有的书上说是在康熙二十五年玄烨游金山时。查《清史稿·圣祖本纪》等,玄烨第一次南巡在康熙二十三年,第二次在二十八年,可见他在康熙二十五年并没有南巡游金山。而且,“江天一览”碑末署明立碑时间为“康熙二十六年”,表明玄烨题写“江天一览”只能是在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时。玄烨在其《南巡笔记》中更明确系“题‘江天一览’四字”于康熙二十三年。因此,“康熙二十五年题辞”说明显错误。

  2.有的书上说,玄烨是在陪同皇太后南巡游金山时题写“江天一览”的。查《清史稿·圣祖本纪》《清鉴易知录》等,玄烨6次南巡中,只有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时曾经“奉皇太后南巡”,其余5次都未见记载。所以,“陪皇太后游金山题辞”说,也属想象,也不符事实。

  3.一些著述说,玄烨题写“江天一览”时,是经过“当朝宰相”张玉书的巧妙提醒,才写出了“览”的繁体字。查《清史稿·张玉书传》,张玉书“康熙十九年以进讲称旨,加詹事衔。二十年,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寻迁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二十三年,丁父忧……服阕,即家起刑部尚书。”可见张玉书曾是玄烨的近侍,而且玄烨在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南巡至镇江时,张玉书当是在镇江家中守孝,按理当会参与迎驾并侍从游金山。所以,说张玉书这一次曾侍从玄烨游金山,应当有很大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当时他还只是官至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还不是“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直到康熙二十九年才升至文学殿大学士(《清鉴易知录》)。所以,说张玉书当时是以“当朝宰相”身份侍从玄烨游金山,显然不符事实。而且,说张玉书以“臣今见”提醒玄烨写“览”的繁体字,颇多戏剧色彩,很难臆定真假。至于一些书中说张玉书如何巧妙应对玄烨的问话,则是颇多虚构,更难臆断其真伪了。(来源网络,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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